徐仁嗣郑州新郑(今属河南)人唐代中后期官员、文人宰相徐商之子其生平虽未留下详尽传记然从《旧唐书》《新唐书》及唐代职官史料中仍可勾勒出他在仕途与文苑的足迹。
史料明确记载其于懿宗咸通三年(862)登进士第。
出身官宦世家的徐仁嗣自幼便浸润在浓厚的学术与政治氛围中。
父亲徐商为晚唐名相历仕文宗、武宗、宣宗三朝以刚正不阿、治政有方着称这样的家庭背景不仅为徐仁嗣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塑造了他对官场规则与政务逻辑的初步认知。
在科举取士为核心晋升通道的唐代徐仁嗣凭借扎实的学识功底于咸通三年顺利通过进士科考试彼时正值懿宗统治初期朝政虽已显露颓势但科举制度仍为寒门与士族子弟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进阶路径徐仁嗣的及第既是个人才学的证明也延续了家族的科举荣光。
进士及第后徐仁嗣以基层官职起步逐步积累政务经验。
唐代惯例新科进士多需从县尉、校书郎等低阶官职做起徐仁嗣亦不例外其早期任职虽未见于史料但从他后续的晋升轨迹来看这一阶段的历练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实务基础。
数年后他凭借政绩与才干迁任司封员外郎跻身中央官员行列。
司封司属吏部下辖机构掌管封爵、命妇等级、朝会礼仪等事务这一职位要求任职者熟稔典章制度、具备严谨细致的处事能力徐仁嗣能担此任足见其在行政事务与礼法知识上的深厚积累。
乾符初年(约874年)徐仁嗣迎来仕途的重要转折——充任翰林学士。
翰林学士在唐代中后期被称为“内相”掌起草诏令、参与机密决策是皇帝的核心幕僚群体非学识出众、深得信任者不能担任。
徐仁嗣能跻身此列一方面得益于父亲徐商的声望与人脉积累另一方面更源于自身的文才与政治洞察力。
在翰林学士任上他需随时应诏撰写制诰、敕令参与朝政议论其意见往往能直接影响皇帝的决策。
这一时期的晚唐已危机四伏裘甫起义、王仙芝起义相继爆发朝政在宦官专权与藩镇割据的双重挤压下日益混乱徐仁嗣身处中枢想必在政策草拟与危机应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只是相关具体决策细节因史料阙如而无从考证。
乾符二年(875年)徐仁嗣在翰林学士任上获加司封郎中衔品阶从六品上升至从五品上职责仍兼掌翰林学士事务实现了官阶与职权的双重提升。
司封郎中相较于员外郎不仅品阶更高更需统筹司封司日常事务对官员的管理能力与全局视野提出了更高要求。
徐仁嗣“依前充翰林学士”的任职安排表明朝廷既认可其行政能力又重视其在机密事务中的作用这种“职事官+差遣官”的双重身份使其成为晚唐中枢机构中的重要一员。
作为文人官员徐仁嗣在文学领域亦有建树。
《全唐诗》存其诗一首《天骥呈材》诗云“毛骨合天经拳奇步骤轻。
曾邀于阗驾新出贰师营。
喷勒金铃响追风汗血生。
酒亭留去迹吴坂认嘶声。
力可通衢试材堪圣代呈。
王良如顾盻垂耳欲长鸣”全诗以骏马喻贤才借咏物抒发怀才欲遇、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措辞典雅意境高远既体现了唐代咏物诗的典型风格也暗藏着他对自身仕途与时代命运的感慨。
这首诗的留存为我们了解这位晚唐官员的文学素养与精神世界提供了珍贵窗口。
关于史料中未见徐仁嗣任京兆尹的记载或为后世传抄讹误。
京兆尹为首都长安的行政长官权位极重通常由资深官员担任其任职记录在正史中多有明确记载而现存的《旧唐书·僖宗纪》《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权威史料均未提及徐仁嗣担任此职反倒是其父亲徐商曾兼任京兆尹或许是后世将父子二人的官职混淆所致。
徐仁嗣的生卒年虽已不可考但从其任职时间推算他主要活跃于懿宗、僖宗两朝这正是唐王朝从勉强维持到分崩离析的关键转折期。
他的仕途轨迹——科举及第、基层历练、中枢任职——堪称晚唐士族子弟的典型范本其生平事迹虽零散却折射出那个动荡时代中士大夫群体在维系朝政运转与文化传承中的努力与挣扎。
作为宰相之子、翰林学士、文人墨客徐仁嗣以多重身份在晚唐历史上留下了淡淡的印记其事迹与诗作也成为研究晚唐政治与文学的珍贵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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